他曾为日本捐赠74万元和40架战斗机，获得了天皇的亲自接见，但晚年却因罪被枪决！1894年7月下旬，旅顺口外刚经历一场激烈的海战，海面上漂浮着破碎的桅杆，岸边却有人在悄悄进行交易。这人名叫张本政，29岁，身穿一件早已褪色的短褂，目光紧盯着不远处的日本小炮艇，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。在这浓重的硝烟味中，他与日本特务联手的第一步悄然迈出。张本政于1865年出生于水师营，家境贫寒，生活困顿，做过赶海、打短工、帮人推磨，但都未能改善经济状况。正当此时，甲午战争的爆发为他打开了一扇“机遇之窗”，日本特务急需了解地形并会写字的本地人，张本政认为自己找到了“天赐良机”。他向高桥连番报价，最终以三倍的价格达成交易，晚上就将一份清军炮台布防图送入日军司令部的保险箱。

得到第一笔酬劳后，张本政毫不犹豫地在威海开设了盐场，借运盐之名遍访胶东各大港口。盐车中装的却是测绘工具和暗语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每当清军调防之际，日本军舰总能恰好靠近，这些背后暗藏的力量令他逐渐尝到了甜头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张本政积累的财富远超过过去二十年的所有收入。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，以及日本在东北的野心愈发明显，他便将自己的角色从“线人”升级为“合伙人”。他趁机与日本宪兵部联合逼债，将大连张德禄旗下的“德合洋行”低价收购，眼见生意破产的张德禄只得恳求他留一条活路，而张本政却冷漠回应：“生意讲价，哪来活路？”一句话结束了对方的希望。

1906年，他将企业整合为“政记公司”，迅速转型为股份制，暗中支持的股东则是关东军的后勤部门。这样，资本与武器紧密相连。随着船只增多，航线不断扩大，他为日本军需物资提供了重要的海上运输支持，货运舱虽标着面粉，实际装的却是炮弹与军服。若有水手察觉反常，他立刻将其交给日军处理，比如马吉盛就是其中一位，被押走后失踪了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中国华人船主纷纷停业，而张本政却处理得越来越繁忙。那个冬天，他集资74万元加上40架旧战机，悉数送到日本航空总部。日本方面对此表示极大赞赏，并邀请他入宫，昭和天皇亲自接见并授予他五等旭日章。在周围人纷纷议论之时，他却对亲信说道：“勋章是敲门砖，生意才是根本。”这番话显示了他的真实想法。他的副手提醒道：“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。”张本政挥手表示：“别说空话，银元是没有国籍的。”一句简短的话反映了他的立场。

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他的船队主要负责从朝鲜到广州的大量战略物资运输；与此同时，他也将从广西购买的樟脑与锡矿高价转卖回北方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一时期，他的财富急剧膨胀，犹如印钞机。根据大连市公议会的档案，他先后兼任四十九个殖民政府的职务，身兼数职，坐拥高位，掌控不少资源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尽管大连街头出了一片庆祝声，张本政却神情复杂。他意识到依靠日军构筑的庇护已经不再稳固，因此暗中与旧部联系，策划“自卫队”。他对下属解释说：“局势混乱，我们需自保。”然而，这支百余人的队伍还未成熟，便被新成立的大连民主政府迅速取缔，他被捕入狱，家产被查封。根据《惩治汉奸条例》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全部资产被没收。旁听席上，曾有老船员拍手庆祝，也有人叹息“法外开恩”，法庭上提到他年事已高，主动交代了一部分事实，因此可以从轻处理。但他对此并不满意。

1947年3月18日，张本政借口生病逃往天津，之后辗转至上海、广州，最终躲藏在塘沽一间仓库后院。他始终认为风头会过去。1951年春，公安根据线索将86岁的他押回沈阳，随后移交军事法庭审查。审讯中，检察官将厚厚的档案摆在他面前，他再无辩解的余地，只说：“我只是做买卖。”检察官反问：“你卖的却是民族的前途，你懂吗？”他低下头，再也没有说话。

6月10日清晨，行刑地点设在沈阳近郊。在行刑前，执行人员照常询问他的遗愿，他沉默片刻，摇了摇头。枪声响起，尘埃落定。张本政这一生经历了由战乱起家，财富满盈，最终因背叛国家而迎来毁灭的曲线，至此画上了句号。随后公布的财产清单显示，他的船只、房地产、金条及各类票据的价值难以估算，全部被没收入库。档案中特意附注一句：此案件提醒后世，侵略者的庇护终究无法持续，风停之时，总要偿还代价。